牛宝宝隐蔽战线的斗争22 下于卓建议戴笠：此人能用则用之，不能用则杀之

1937年3月上旬牛宝宝，《真理报》发表了一则消息，说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已恢复了自由，并乘飞机去太原接洽重要问题。

组织上迅即交给于炳然一个新的任务：返回国内，帮助张学良将军巩固东北军，以使之成为抗日的一部分力量。于炳然归国后，才知道这一消息乃是误传。

6月28日，为筹集办东北救亡总会机关刊物的资金，经高崇民、卢乃赓写信联系，于炳然在上海晤见了张学良将军的女友赵(赵四小姐)。

见面后，赵说，两天之内她就去看张学良，要于炳然写一封信由她带去。于炳然在信中赞扬张将军“双十二”之举为民族建立了功勋，又将东北救亡总会成立的情形和要办一种刊物的打算告诉了他。

7月初的一天，赵来电话约于炳然在虹口摩里根饭店会面。见面后，她说：“汉卿特别关心你，赞成你办刊物。但要慎重，不要像杜重远似的闹出事来。最好现在不要活动。等汉卿出来后，一切都有办法。”

接着，她拿出 2000块钱说：“这是给你办刊物用的。不够，以后再向我说。但无论如何不要说是汉卿给的，必要时只能说是我给你的。”

东北救亡总会的《反攻》半月刊就是于炳然用这笔资金办起来的。

1938年秋，即武汉失陷前夕，为了救济流亡在关内的东北难民，于炳然代表东北难民救济委员会，向被关押的张学良将军募捐。张将军慨然应允，并亲笔写信让王化一为之解决——张将军捐赠了3000元巨款。此后，张学良将军长期被监禁，失去了自由。然而在于炳然的心中，一直深念着这位和他在抗日救国战线上结成不同寻常的情谊的朋友、这位为全民族同胞所敬仰的伟大爱国者。

舌战戴笠

1937年5月，于炳然从莫斯科回国后，按照党组织的决定，在上海的一家旅馆和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会面了，从而与党接上了关系。潘汉年要他以东北籍归国留学生的身份，去南京面见蒋介石。

于是，于炳然去见了蒋介石。他不卑不亢，从容恳切，着重谈了政府应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和恢复张学良将军自由的问题。

不久，经上级党组织同意，于炳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二处设计委员、少将参议。从此，他以这一职务为掩护，长期从事党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。

西安事变后，蒋介石派戴笠(以他秘书的名义)来对付东北军和所有的东北人。其目的在于防止东北军反蒋，并相机拉拢东北人士为蒋所用。戴笠与东北人的一切交往、应酬和监视，无不出于这一用心。

1938 年4月，戴笠与于炳然曾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。

见面后，互相寒暄了几句，戴笠就把话转入正题：“炳然兄，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朋友，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?”

于炳然反问：“什么是普通朋友?什么是特殊朋友?”

戴笠说：“普通的朋友，你有事，你求我；我有事，我求你，这叫普通朋友。至于特殊朋友，那就不同了，我马上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好朋友，很重要的好朋友，而且可以使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。”

于炳然又反问：“雨农兄，你看我够一个普通朋友，还是够一个特殊朋友?”

戴说：“如果你仅够个普通朋友，今天的话我就不说了。”

于炳然说：“那很好，我当然高兴做你的特殊朋友。”

戴笠神色诡谲地说：“不过这里还有个问题。当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，于卓(当时驻苏大使馆武官)曾给我一封电报，其中说你有四个优点：

第一是富有国家与民族思想，

第二是为人精明强干，

第三是很有吃苦耐劳精神，

第四是很重义气。

但另一方面你的思想左倾，在莫斯科曾与王明有来往，恐系共产党员。

他的结论是：此人能用则用之牛宝宝，不能用则杀之。”

戴笠掷出“杀”字后，注视着于炳然的神色。见对方并无任何反应，他又做出微笑来，接着说：“当我接到这封电报时，我曾很费思考。这样一个好人，又有国家民族意识，又精明强干，又能吃苦耐劳，又重义气，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?

我想不外是三个理由：

第一，他主张抗日，政府当时还没抗日，所以他反对政府，因而加入了共产党。但是，政府是主张抗日的，当时所以不抗日，是在争取准备的时间，到了抗日的一天，自会得到谅解。所以这一条是不成问题的。

第二，他政治上无出路，所以才加入共产党，那么给他出路。所以我看这一条也是不成问题的。

第三，也许他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，认为救中国的办法，三民主义还不够，必须共产主义。那么,既然是个理论上有修养的人，当然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，不能实行共产主义，所以我看这一条也是不成问题的。

因此，我看到于卓的电报，又加以思考之后，我只想了那个'用’字，没想那个'杀’字。

现在我们认识快一年了。据我的观察，于卓说你的四点长处，都是事实。因此我想，他说你'恐系共产党员’,也不会不是事实。

现在这样，你在《大公报》上登个'郑重启事’,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，或是脱离共产党。只要你这样，我到委员长那里，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。”

于炳然一面泰然自若地听戴笠的话，一面在考虑应付办法。

戴笠说完之后，于炳然从容不迫地问他： “你愿不愿意你的特殊朋友，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?”

戴笠说： “当然不愿意。”

于炳然说：“那么假如明天我在《大公报》上登个'郑重启事’,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；后天，人家在《新日报》上登个反问启事，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，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?无的放矢，何其无聊乃尔!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?

于武官说我的四点长处，我虽然愧不敢当，可是我愿用以自勉。至于说我'恐系共产党员’, 这决非事实……

不错，在莫斯科我曾与王明有过往来，那正是由于我主张抗日救国，我愿意知道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具体主张。况且，那是在莫斯科，王明也没有怕与我会见及谈话的必要，所以才曾经见过面。

但不要认为与王明见过面的人就是共产党员……以你的权力，难道还怕我吗?”

于炳然说话时，从容自然，理中藏锋。

戴笠听了之后，半晌没有吱声。最后勉强地说：“请你考虑考虑吧。”

于炳然说：“事情在我这方面是很简单的，用不着什么考虑，还是请你多考虑考虑吧。”

为了达到把于炳然拉过去的目的，戴笠一面以“杀”相威胁，一面以高官厚禄相引诱；表面上堂而皇之，彬彬有礼，实际则阴险狡猾，凶狠毒辣。

于炳然对戴笠的一番威逼利诱，既无所畏，更不为所动，凭借大智大勇和舌辩之才，巧与周旋，使戴笠奈何不得，只好收场。

奋斗在抗日救亡前列

1937年6月1日，于炳然到北平参加东北救亡总会(简称“东总”) 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。“东总”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。

它的任务是：

一、促使蒋介石兑现诺言，实行抗日；扩大民族统一战线，拥蒋抗日。

二、营救张学良将军。

三、声援东北抗日联军牛宝宝。

6月20日，“东总”成立大会在北平东北大学开幕。大会主席团由高祟民、卢广绩、栗又文、苗勃然、于炳然5人组成。大会通过了简章，选举了委员和常委，确定了组织机构。于炳然被选为常委，担任宣传部主任。

卢沟桥事变后，“东总”总会迁到上海，上海抗战爆发，又迁到南京。同年11月，上海沦陷，南京不保，“东总”按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，随国民党政府退到武汉，在武汉明月桥顺直会馆办公。这时，“东总” 党组，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。党组书记为刘澜波，党组成员有张希尧、张庆春、阎宝航、韩乐然、陈先舟、徐仲航、于毅夫和于炳然。

1938年1月的一天，刘澜波通知于炳然，说王明(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)要来看于炳然，要他晚间在旅馆等候。

深夜，王明和潘汉年一同来了。于炳然向他们汇报了回国后的工作情况。王明征求于炳然对今后工作的意见，于炳然表示，愿意回党内工作，不愿再搞统战工作。

王明考虑后，表示同意。

而潘汉年却说：“像炳然有这样的社会关系和活动能力，还是在外边工作好。因为我们能胜任这样统战工作的干部是不多的。”

王明觉得潘的意见有理，就表示同意。

1938年6月，“东总”成立一周年之际，经改选，于炳然担负了更重要的责任——总会秘书长。从此，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“东总”的工作上了。

当时，在武汉的许多救亡团体中，“东总”被称为老大哥。它有14 个分会，30多个通讯处。它支持和组织了抗日武装——游击队，在武汉曾开办过几个训练班，把培训的干部分批输送到华北各游击队中。“东总”还先后组织了三个战地服务团(即文工团),先后送往吕正操部队和延安。

在武汉，“东总”的宣传队和群众游行队伍，是最引人注目的。不但参加的人数多，而且队伍中有色调鲜明的彩旗，有巨幅的漫画和宣传画，有整齐的乐队和歌咏队，有加以装潢的宣传卡车。“东总”的宣传队曾在汉口公演了三天抗战戏剧，颇得好评。

这些宣传形式，大部分是于炳然从莫斯科借鉴来而加以创新的，它很快被各救亡团体所效法而推广起来。在文字宣传方面，“东总”的《反攻》半月刊是当时一种很为人注意的刊物。“东总”还举办过多次“名人讲演会”和“抗战问题座谈会”。

1938年秋，武汉撤守前，国民党政府决定政治中心设在重庆，军事中心设在衡阳。“东总”也大体上随着这一形势而部署。

决定以高崇民、刘澜波为首，携同组织、训练、联络三个部和一个宣传队去西安；

以阎宝航、于毅夫为首，携同秘书处、宣传部全体人员去重庆；

以于炳然、刘亚光为首，去衡阳。

要联合两广湘赣各地会员和东北同乡，创立一个规模宏大的东南分会。

在撤退前夕，于炳然按照党的决定，搬到李杜那里，正式就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。

于炳然随李杜及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人员，一路乘汽车经长沙奔赴衡阳。到衡阳后形势已大变，便随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退至桂林。

到了桂林，于炳然接到阎宝航、于毅夫的来信，约他速去重庆，并说军委会已决定成立“战地党政委员会”,由李济深主持，李杜有可能被任命为常委。为了促成此事，李杜委托于炳然前往活动。于炳然于12 月28日乘机飞往重庆，他的活动取得了成功。1939年初，李杜被任命为战地党政委员会专任委员。不久，经李杜推荐，于炳然被该委员会任命为设计委员。

于炳然和李杜的友谊是从1933年春开始的。

1933年4月，于炳然正在巴黎出席旅欧华侨反帝大同盟的各分盟代表大会。忽然接到刘咸一 (共产党员)、杜春晏的电报，约他速去柏林。于炳然从报纸上得知，著名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、李杜、苏炳文，已于4月10抵达柏林。于炳然猜测，约他前往必与此事有关。

果然，到柏林后知道，刘咸一所以发报，乃是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领导人王炳南的授意。因为马、李、苏三人到柏林后，已为中国公使馆派一批人包围起来，使进步留学生无法与他们接近。只有刘咸一、杜春晏，因是黑龙江人，还可以经常在马占山等几位将领的左右。约于炳然前来，正是为了加强对三位将军的影响。

在柏林的十几天中，于炳然与李杜相处得较好。李杜对国民党有强烈的不满情绪，很愿意同于炳然交谈。后来李杜去罗马，又特地约于炳然前去。在罗马，于炳然与李杜同住了多天，他们每日必谈，而且见解略同。

有一次于炳然问李杜：“你所领导的义勇军，为什么不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?”

李杜支吾了半晌，不知如何回答。实际上，这一问，使李杜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震动，使他思想上由于国民党的宣传所筑起的反共堤坝，开始动摇。临回国时，李杜特地向于炳然表示，他回到上海后，希望共产党派人与他往来。

在重庆期间，于炳然与在重庆的东北上层人士如李杜、刘哲、莫德惠、邹作华、万福麟以及王亢生等经常往来，相处甚好，因而常取得他们对“东总”工作的支持。

例如，当时“东总”经费相当困难，甚至连许多同志的最低生活费用都难以保障。于炳然就曾经每月从李杜那里拿来三四百元钱，给刘澜波、于毅夫、陈先舟、徐仲航、张希尧、韩乐然等同志作生活费用。

为曹松华、车向忱以及赵清黎、卢广声同志的生活和“东总”工作上的需要，于炳然曾找过王芃生帮忙。但于炳然本人却从不接受他们的帮助，那是为了留一条替别人、替“东总”说话的后路。

李杜将军对于炳然是极为信赖和器重的。他曾把张学良将军赠给自己的一支派克金笔转赠给于炳然作纪念，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之深了。

功不可没

于炳然从1937年经党组织同意，打入国民党上层，任军事委员会第二处设计委员、少将参议开始，直至1941年奉命撤回延安为止，除了做党的统战工作外，还一直以他的特殊身份，从事党的情报工作。

1939年8月，于炳然按党组织的部署，正式到“国民党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”就任设计委员、少将参议。该会下设军事、党务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敌情六个研究组，于炳然任敌情研究组组长。

因此国民党 “军统”、“中统”、“国际问题研究所”的各种情报，在于炳然手边都有一份。他把这些情报，及时地让人复写，送交给我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王梓木同志。

有时，对成册的、系统的材料，复写来不及，于炳然就把原件送交给党组织，待用完后再退还。当时在重庆，国民党的特务活动是无孔不入的。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以及从那里出入的人，都时刻在特务监视之下，所以传送情报一事必须格外慎重。当时于炳然所提供的情报，多数是王梓木以看望老同乡的名义，到“东总”来取。对于特别紧急、重要的情报，只得采取其他方式来传递。

如有一次，于炳然先用电话约好，双方各驾驶一台汽车，在约定好的时间、地点相遇。在两车相错的一刹那，把情报送过去了。

凭着卓越的胆识和机敏，于炳然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，始终隐蔽得很好，不仅没被敌人所察觉，而且就连同他一起在“东总”工作数年的同志，也丝毫没有察觉到他秘密地在另一条战线上还从事着工作。

1939年10月以后，“东总”的活动开始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限制。《反攻》半月刊连遭刁难性审查。各地分会遭到的打击更大。

鉴于这种形势，1940年7月初，中共中央长江局决定于炳然和于毅夫二人撤离重庆。偏巧这时战地党政委员会改由程潜负责，李济深被调往桂林任行营主任。于炳然征得周恩来副主席同意，趁李济深离职前，先行撤退。

于是，他向李济深呈请，去陕北榆林，视察东北挺进军的伪军反正工作。他的呈请得到准许，并同意他携带副官和秘书各一人同往。

出发前，于炳然遵照周恩来副主席指示，将他的可能利用的社会关系全部留下。他将李杜的关系介绍给于毅夫；将王芃生的关系介绍给徐仲航；将屈映光的关系介绍给阎宝航。

临行时，周恩来副主席对于炳然说：“共产党人，走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屁股擦干净。你既然说是去马占山部队，就去一次，将他们给你的任务完成后，写个报告，算清了报销，回到延安再留下，派你的秘书回来办交代。不要一到延安就不去了，免得他们又闹什么'携款潜逃’ 啦、'通缉’啦等名堂。到延安后住交际处，刘澜波去看你，你再同他商量北去的事。”

周副主席又说：“到西安后，办一件事，高崇民生活已没有办法，林老(伯渠)几次给他钱，他不接受。你要说服他，哪有只管工作，不要生活费的道理，一定要他接受。”

于炳然以战地党政委员会少将视察员的身份，率秘书张石光、警卫员唐昆，奔赴陕北。

到了西安，于炳然去见林伯渠同志。林老建议他随马占山的运输队走，比较安全。于炳然已将高崇民说服，并从林老那里为他代领了三个月的生活费。又与高崇民商定了今后西安分会的工作方针。

于炳然一行三人，随马占山运输队长途跋涉，于10月20日到达了他们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他们在延安只停留了10天，就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，继续北上，奔赴榆林。在那里完成使命后，于1941年 1月15日返回延安。

同年4月，中央组织部分配他到马列主义学院和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。8月，他被分配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，任国际组组长，受任弼时领导。在此期间，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单独接见。1942 年3月，调到中央情报部第四室，任调查研究组组长，代理第四室副主任。

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时，隐藏在党内的大阴谋家康生，直接掌握反奸肃反的大权。他利用窃取的权力，对许多党内外的好同志、好干部，进行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。

在所谓《抢救失足者》的报告中，他竟无中生有，信口雌黄，说：“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”,“于炳然，准备好人，准备好枪(指与于炳然同来延安的副官和警卫员，以及他们随身佩带的枪支),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，包围边区，进攻延安。”

由此，不容于炳然以实情相分辩，把他押进了监狱。谁料这一入狱，竟达数年之久，其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。

1946年，周恩来副主席得知于炳然所蒙受的不白之冤，十分震惊，立即由重庆发回电报，证实了于炳然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真实情况。这样，于炳然才得以恢复了自由，恢复了组织生活。

1947年，于炳然回到中央社会部(原情报部)从事研究工作。1948 年初，中央成立外事组，在平山西柏坡召开会议，由周恩来主持会议，于炳然出席了这次会议。1948年底，于炳然由中央社会部派出，作为先遣部队，随李克农部长进驻北平，进行接收工作。

1949年4南京解放，于炳然任南京公安局办公室主任。1949年月11月，重庆解放，于炳然率少数干部进城接管，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情报处长。

重庆是国民党政府最后的所在地，所以西南地区解放初期的敌情相当复杂。在肃清匪特、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，于炳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